编译 | 印度媒体人：中印外交关系转暖，但为何仍难逃猜忌？

本文共 5566 字 阅读预计 14 分钟 作者 | 帕拉维·艾亚尔（Pallavi Aiyar） 编译 | 张咪咪 审核 | 胡可怡 本期编辑 | 王智 本期审核 | 杨春雪 编者按 为什 么中印之间即使在外交层面出现缓和，双方仍很容易重新陷入猜疑和误判？ 本文认为， 症结在于长期积累的“认知错位”：两国都习惯透过各自的历史记忆理解对方，并将片段化的历史经验固化为对其现实行为的整体判断。 中国对印度的认知仍受殖民时期“依附西方”这一历史滤镜影响，印度则持续透过1962年战争留下的“被背叛”创伤理解中国。 常驻记者互派减少等直接交流渠道的萎缩，又使既有偏见越来越难被现实经验修正。 作者认为，长久的沟通隔阂无法靠提高音量化解，破解认知错位的关键在于从“各说各话”转向理解对方的认知语境，通过恢复记者互派和长期直接接触，增加未经第三方过滤的信息，使现实经验不断修正既有历史偏见。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，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。 图源：环球时报 2026年春天 ，我随印度资深记者代表团前往北京，在市中心繁华的商务区参加一场闭门座谈会，与中方智库研究人员、学界专家展开交流。这是近年来首个访华的印度高级记者代表团；此前双边关系持续恶化，双方已近乎驱逐了对方境内所有常驻记者。 本次对话由 全球化智库（CCG） 主办，是推动中印双边关系回归常态的系列举措之一。2020 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，中印外交往来长期陷入停滞，双边关系历经波折才逐步开启缓和进程。座谈会上诸般交流，也暴露出这一亚洲最重要双边关系中潜藏的深层暗流。 中印两国对彼此的战略重视程度存在显著落差。 在中国的全球战略视野中，美国才是唯一握有真正筹码的主角，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，均属配角。中方视印度为重要的地区行为体、拥核邻国，同时也清楚双边关系存在摩擦，但并未将印度视为战略上的对等者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中国对印度战略思维的牵引力则强劲得多，印度每一项军购决策、每一个边境基建项目、每一次对巴政策研判，都绕不开中国因素。当然， 这种不对称不止于心理层面 。 1990年 ，中印两国人均收入大体处于同一水平，到 2025 年 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达19.4万亿美元，规模约为印度4.1万亿美元总量的五倍。我在北京参与座谈期间，一名中方与会者直接点明了这一发展差距。他认为印度应当坦然正视自身相对弱势的处境，并思考如何借中国经济发展之势助力本国建设。这番话在印方一侧引发低声惊叹和面色紧绷——中方所建议的务实姿态，在他们听来更像是居高临下的说教。 这短暂交锋似乎折射出两国间更深层的症结。在多年报道中印关系的经历中，我越发意识到，横亘在两国之间最大的障碍并非经济落差或边界争端，而是一个由来已久的 沟通问题：双方都习惯于从片段化的历史记忆中解读对方，并将这种片面认知误认为全貌。 一、“阿三”一词背后的殖民历史阴影 2002至2009年间 ，我以驻外记者身份常驻北京。彼时，中国民间对印度的观感总体友好，而且重要的是，这种 好感是自然生发的。 中国年长一代对《流浪者》（Awaara）等社会主义时期的印度老电影怀有亲切回忆（注：1951年上映的《流浪者》由拉兹·卡普尔执导并主演，1953年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1955年前后引入中国，是20世纪印度电影海外传播的代表性作品）。佛教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根基，也令中国人对印度这个发源地抱有真诚的敬意。同时，彼时中印同属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，中国人对于软件外包这一印度领先中国的领域，还存有一份同道相惜的认可。 《流浪者》电影海报。图源：网络 但如今中国年轻一代早已褪去这份暖意。 大众对印度的观感已然位移：在较为温和的视角下，印度被视作发展相对滞后、有待提点的后进国家；而在更负面的评价中，则将印度视作不自量力、妄自尊大、需被“敲打”的竞争对手。 社交媒体在此间推波助澜，放大了 印度“脱离现实、自吹自擂”的 刻板印象。 以印度“2047愿景”（Vision 2047）为例，该愿景提出要在独立百年之际成为发达国家，但中国网络平台对此多持质疑与嘲讽态度。不少网民指出，莫迪总理2019年提出五年内打造5万亿美元经济体的目标并未如期实现，既然如此，谁还能相信2047年的宏愿？ 中国社交平台上的此类调侃言论，有时会滑向不堪的境地，时常裹挟恶意，带有贬义色彩的“阿三”一词便是例证。若要厘清这一称谓的由来，以及中方始终难以将印度视作可靠战略伙伴的深层疑虑，就必须 结合近代殖民历史背景加以审视。 各国的对外认知均会受到自身历史经历的束缚，中印两国在过去大半个世纪里都致力于抚平殖民统治留下的创伤，受历史的影响尤甚于他者。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，锡克人是英国在华殖民势力最醒目的象征之一。上海公共租界巡捕队中，锡克警员占比约12%，与欧美、华人警员共同执勤。1885年至20世纪